年轻人宁送外卖，不进工厂

作为一名外卖骑手，琪琪（化名）的25岁生日是这样度过的：早上7点起床，8点接单，下午1点左右回家做饭——没买生日蛋糕，只煮了碗长寿面——5点再次出门接单，9点下班。

琪琪的丈夫也是外卖骑手，只不过丈夫送餐的时间更长一些，中午通常到2点，晚上有时12点才回家。这一天与近一年来的作息并无太大出入，为了拿到平台的全勤奖，夫妻俩全年无休。

就在一年前，这对夫妻还是天津一家自行车厂的工人，“朝八晚六”，每周单休，看起来比送外卖轻松很多。对于为什么辞去厂里工作，敏感的琪琪列举了一长串理由，然而“话筒”交给丈夫时，沉默寡言的他只说了一句：“不挣钱。”

琪琪的丈夫经历了货车司机——外卖骑手——工厂员工——外卖骑手这样的循环。送外卖原本是他工作过渡期的选择，现在却成为了稳定收入的保障。介绍琪琪来北京送外卖的是老乡杨宇（化名），他也是从工厂出来的，现在做骑手已超过五年。

这几年，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一起被称为“就业蓄水池”，意即可以让失业人口迅速得到工作机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进工厂和送外卖之间主动选择后者，这些蓄水池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就业抽水管”的角色，加重了另一些行业的用工荒。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数量达到1300万人。与此同时人社部预计，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近些年，人社部每季度公布的“最缺工”职业里，生产制造相关职业基本都占四成左右。

年轻人不钟情传统工厂，这已不是秘密。笔者走访福建晋江多家鞋服工厂时观察到，工人中的主力是70后。“我们60后、70后年轻时都是挤破头进工厂，现在90后、00后都是争先恐后逃离工厂。”晋江某鞋厂的管理员老蔡说道。

那潜在进入制造业的年轻人又流向哪里？2022年3月广州市总工会发布的文件可供参考，统计显示，2021年广州市的外卖送餐员的从业人数约有8万人，68.4%小于25岁。早在2020年，笔者在走访晋江特步工厂时，时任厂长欧阳群尔也曾表示：“年轻人现在宁可去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看来这早已是业界共识。

“送外卖确实也很辛苦，但好歹赚个自由。”欧阳群尔说道。

琪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们夫妻俩在自行车厂做焊工学徒，吃住都在厂里，离职的时候每月到手能拿到6000元上下。来北京送外卖后，琪琪平均每月工资近8000多元，丈夫能拿到1万多，夏季比冬季高不少。

两人在北京南四环的城中村租了一个独立带厨卫的小房子，月租800元，其他花销加在一起每月不超过2000元。粗略计算，夫妻二人送外卖比做工人每月多挣3000多元。

杨宇在老家的工厂一个月只能挣4000元左右，现在翻倍还不止。他表示，这几年老家同龄人的心理也产生了变化，之前普遍认同“踏实在工厂当几年工人、打下积蓄后出来单干”，如今“第一桶金”的获得路径已经从工厂变成送外卖，“感觉周围70%的人都在送外卖。”

广州市总工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广州大部分外卖从业人员的年薪达到10万元以上的水平，也就是月均8300多元。

三四线城市外卖骑手的收入没有广州那么高，相比工厂未必有优势。但是，送外卖这个工种“新手期”很短，而当工人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挣到较高的工资。

上述文件显示，在与从事生产最直接相关的大制造业中，一般操作/服务人员的年薪平均值为48660元，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为75425元，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为101370元，部门经理为202485元。也就是说，在工厂里，只有做到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以上，收入才能与送外卖相当。

琪琪也曾经想成为“高级技术人员”。她原本是想去学会“氩弧焊（指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的一种焊接技术）”这门手艺，因为市面上熟练的焊工非常吃香。介绍人对她说月工资过万不成问题，日结工都能拿到500元一天。

真去了工厂，琪琪才发现，能拿到过万工资的都是少数，需要多年的工作经验。

根据上述广州市总工会发布的数据，大制造业从事者10年以上工龄的平均年薪为81696元，三年以内为46872元，大约每两年才能上涨1万元。当外卖骑手则不需要这么久的技能培养，工资只跟工作量挂钩，且“新手期”时间并不长。

外卖骑手只是零工时代的一个代表工种，与之类似的还有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它所反映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近年来制造业的人才劲敌不是同行，而是互联网和它创造的新经济。

“前几年互联网高速发展，带动了服务业发展，比如电商、直播等。这些新工种的薪酬和福利都比较好。”咨询公司MIR睿工业研究员宋波表示。“那两年互联网行业热钱比较多，回馈给整个行业中的从业人员也比较多。”

在服装加工厂林立的广州海珠康乐村一带，招聘市场上则出现了老板排长队等着被挑的场景。600米的城中村大街上，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等待着工人们的青睐。图/IC

国内的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外贸工厂——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利润微薄。 “传统制造业没有办法再去抵减其他的成本给到人力资源，因此最近5年-10年薪资涨幅非常小。”宋波说。

近些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涨势明显，年增速高于第二产业。宋波提出，当市场发生变化时，第三产业受到的实质影响是滞后的。承受压力的主要是制造业。“比如说原材料涨价，上下游企业都会把这个压力压给中游的加工厂商。这些厂商只能从人力资源等方方面面节约成本，涨薪的幅度就更小了。”

咨询公司MIR睿工业人事主管赵晓慧认为，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两年企业生产的年度波动不断加大，外贸出口不乐观，短期订单越来越多，相应地招工解雇也越来越频繁，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不稳定。“企业频繁招工解雇变相增加了劳动力就业成本，削弱了劳动力就业意愿。”赵晓慧表示。

由此说来，普通工人提升工资的方法只能是延长工作时间，压缩休息时间。在河南偃师的工厂做临时工的00后小胖（化名）说道：“一天100（元）也挣过，300（元）也挣过。100可以边玩边干，刷刷手机；300得一刻不停的干活，还得加班。下班回家只想躺着。”

在浙江织里开童装厂的90后老板于快（化名）也提到，他们厂里的流水线工人月薪都在万元上下，但工作时间很长。“早上七点半开始，中午一小时午休，吃过晚饭后还要继续工作。”

浙江嘉善一家印染厂的老板陆建华向笔者表示，他的招工年龄定在40岁-55岁之间，且最好是夫妻一起。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工人才能和工厂达成共识：工资是第一位的，“干得苦一点都可以”。

特步晋江工厂现任负责人吴明海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此前工厂招募了一个00后，发了第一个月工资后便无故旷工。吴明海问其原因，00后表示：“我累了，我要休息一下。”吴明海就当他和众多没有坚持下来的年轻人一样，默认其离职。哪知没过几天，吴明海在车间再次遇到了这位00后，面对吴明海的惊讶，对方很自然地表示：“钱花完了，我要回来挣钱。”

吴明海认为年轻人“很难管”：“他们（90后、00后）追求的是工作环境好不好，住的舒不舒服，各方面配套齐不齐全，不是说想我要来赚多少钱。他们没有赚钱的压力，因为父母都是60后、70后这一辈人，还在上班。他们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力军。”

但是，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年轻人难以管理”，而是传统的生产模式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工厂的价值观还停留在上世纪，“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抖音和快手平台的很多工厂视频都把“加班加点全年无休”当做一种美德，宣扬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一点显然已经无法说服年轻人。

对于普遍存在的加班现象，这届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提出质疑：“既然是计件工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老板为什么逼我加班呢？”“这只是一份工作，为什么非要把我拴在厂里？下班后是自由时间。”网络上不乏相关言论。

一些工人也不得不忍受工厂管理导致的薪资漏洞。琪琪表示：“都是计件收费，但在同一个车间里，干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工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她认为年轻人离职率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工厂不能兼顾公平，“会打点关系就能多挣钱，新去的就在最最最底层。”

送外卖倒没有类似顾虑，送了几单“系统”就会记录几单，不会出现克扣情况。但是，骑手的权益同样让人忧心。在北京跑外卖的杨宇告诉笔者，无论是众包骑手（兼职配送）还是专职骑手（正式员工），均没有底薪和五险一金，只有每天2.5元的保险费用，还要骑手自行支付。

网络上不乏有人表示年轻人不进工厂是“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啃老”的体现。但是，送外卖和进工厂一样都是体力活。前者需要长时间重复同一个动作，精神高度紧张；后者则需要经历风吹日晒，奔跑于各个小区与高层，还有不断面对送餐即将超时的精神折磨。杨宇表示，以月入8000元以上的工作对比来看，单日工作量似乎难分伯仲。那为什么年轻人更倾向于送外卖呢？

这说明工资并不是唯一因素，就像欧阳群尔说的，年轻人也很看重“自由”。张帆（化名）2022年初来到北京酒仙桥一家汽车厂工作，10月份变成了一名“外卖小哥”，他提到一个细节：送外卖至少可以看到太阳、呼吸道新鲜空气，不像在厂子里，全天对着白炽灯，整个人都很抑郁。

工厂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人迷惘，杨宇认为当时的日子很无聊：“上班、吃饭、休息、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工厂消磨斗志，就像一把火，慢慢被浇灭。因为平常上班永远都是那些事儿。”杨宇暗暗下定决心，自己离开这家工厂后，不会再进工厂了。

就连工厂老板于快都很难适应一成不变的生活，哪怕他不是流水线的工人，是“少东家”，如今跑到北京来替别人打工。于快表示自己现在挣得不多，但生活丰富，心情还挺愉快的。每当有朋友鼓动他，想跟他回织里盘下父亲的工一同创业时，于快总会劝对方：“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你不会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