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昭：对大宗商品供应链优化升级问题的思考

非常明显，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之一，经济的运转，需要巨量的供应链商品输入。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中国更需要有强大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巨头出现，以实现在全球大宗商品资源控制权争夺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起到保护下游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作用。

大宗商品供应链的优化与升级，需要庞大的市场需求，先进的技术，上游资源产能控制，专业的供应链金融和服务，以及众多强大的企业联手才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条路上，我们无疑任重而道远。

大宗商品供应链 不能抽象化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是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但是中国在很多关键的品类上严重依赖进口，比如铁矿石、石油、橡胶、大豆等，如不能理顺，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会构成潜在风险。

我们应该重视大宗商品供应链优化与升级的问题，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宏观层面的安排来实现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

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在线论坛”第16场活动中，中国物资储运集团副总裁、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会长李勇昭分享了“对大宗商品供应链优化升级问题的思考”的主题，

李会长在分享中指出：“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过程中，促成了消费品供应链体系的升级发展，涌现出‘淘宝’、‘ 京东’这样的消费品供应链平台企业巨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C端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生活质量。”

　与我国拥有巨大的C端消费市场相比，在大宗商品领域，拉动这个行业运行的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如果论交易单数和交易频次，大宗商品市场远不如消费品市场活跃；但如果论消费量和采购额，则是消费品市场不可比拟的。

但正是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市场下，中国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领域还处在一种自发组合的阶段，尚未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能够代表先进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的企业。

众所周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当前的大宗商品行业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货物贸易，也不仅仅是带有金融属性的期货和现货对冲式交易，而是全流程全链条全功能的竞争。从国家层面看，大宗商品供应链的控制权影响经济安全。从企业层面看，全流程的纵向供应链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关键，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大宗商品供应链困局

我们应该意识到，服务于“大宗商品”与服务于“消费品”的物流、商贸、金融等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痛点、不同的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很难通过套用“京东”或是“淘宝”等模式来解决或是处理大宗商品领域的问题。

“尤其是两类商品物流服务的差异性更为明显，如仓库方面，在选址、规模、结构、服务功能、硬件设施、技术条件等都有明显不同。应区别对待服务于‘大宗商品’的物流与服务于‘消费品’的物流，不能对发展相对靠前的消费品物流模式进行简单复制。”李勇昭会长强调说。

这就要求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建设要考虑全社会的整体效率，不能像消费品市场那样仅凭创投类企业的力量，或靠纯粹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供应链的变革，而应从国家层面上予以综合考虑。

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升级与优化是件有难度的大事情，作为我国生产领域依赖的基础，与之密切相关的企业多为大型国企，且体量巨大，每一个品类都拥有自身的链条与特性。

从业务的角度，李勇昭会长将大宗商品中的生产性原材料类商品分成12大类进行了介绍，分别为：矿石类，石油、煤碳、天然气，天然橡胶、合成胶，塑料、液体化工，有色金属的锭、坯、材，钢铁的锭、坯、材，木材、纸浆，大豆、食用油的原料油，粮食，棉花、棉纱、纤维，糖，肉类。

这12大类商品就是中国制造业的“粮食”，是稳定生产制造业、保障社会民生的物资财富，是我国社会重要的物资基础。将这12大类的供应链解决好，生产领域里的供应链服务问题也就基本解决好了。

中国有着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生产制造企业，在大宗商品相关生产制造领域的份额基本达到全球的50%以上。其中，粮食、棉花、糖、肉，因事关民生，国家已经分别建立了储备制度，对石油也在不久前建立了储备制度，以橡胶、有色金属为例，延续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储备制度。

“时过境迁，对于延续少部分储备制度的商品，老的储备制度已不合时宜，需要重新研究，进行顶层设计；对于还没纳入储备制度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其它物资，应在新的顶层设计时予以考虑；同样，对于建立了储备制度的大宗商品，在操作层面上有诸多需要按照供应链思维进行优化改进之处。”在李勇昭会长看来，这些都是大宗商品供应链面临的一个又一个挑战。

大企业的“作为”

“要解决大宗商品的供应链问题，应着眼于两方面：一是安全，二是效率。”李勇昭会长说。

安全在大宗商品领域既包含交易过程的安全和交易以后能兑付货物，也包括涉及到违约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相应处理。

众所周知，大宗商品交易涉及的都是B端，交易量大，交易额高，大多是先有合同，后有支付，然后才完成货物的送达兑付。如果在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多个环节受影响。

而效率在大宗商品领域更多的不是快，而是指计划性落实得如何，是不是能够按事先的约定兑现，成本是不是经济实惠。

李勇昭会长认为，大宗商品领域里的大企业应该在供应链优化升级方面有所作为。生产制造类的大企业可以建立直营式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从事大宗商品仓储物流业务的大企业应积极打造社会化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两类平台既各有侧重，又需要联合，携手合作才能为社会提供好的服务产品。其中的成功者将构成国家级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平台与平台之间，大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尤其是央企与央企之间还应构建行业标准及业务合作的机制。

“要提高大宗商品供应链在贸易环节、物流环节、金融服务环节的运行效率和协同效率，优化升级供应链服务，中储采取的方式就是打造一个多种服务功能协同发挥作用的生态化聚合平台，平台服务功能包括物流服务、贸易服务、金融服务、数据服务等。”李勇昭会长强调说。

以中储和京东数科合作研发的产品“货兑宝”为例，它结合了中储的仓储实体网络、行业经验、客户关系、行业中的被认可度，以及京东数科在超级账户、支付结算、企业征信、电子合同、区块链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构建的一个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

“货兑宝”的特点就是“保兑货”，李会长解释说：这个供应链协同服务体系的底层是中储的智慧仓储体系，同时也衔接了中储智运系统。中间层则是中储的电子存货凭证管理系统，即电子仓单系统。未来，还可以扩展到供应链提单系统。

最上面的一层就是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是生态化的聚合平台，也是面客窗口）以及链接进来的金融服务系统。金融服务平台将与尽可能多的金融机构的服务系统对接，形成畅通的信息通道。这个创新产品实现了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在原有模式上的优化与创新。

“消费品的全国性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已经形成，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应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李勇昭会长建议。

这个平台先重点解决好大宗商品国内供应链活动中的交易安全和交付安全、金融服务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商品编码标准、业务流程标准、业务单证标准、信息技术接口标准，形成的纠纷处理典型案例及裁判依据等非常重要。

国家级智慧仓储物流服务体系和国家级网络货运服务体系的建设，是支撑这个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平台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有关方面还应当从供应链的视角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制度和办法，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这个国家级平台的建设，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对自营化物流体系和社会化物流服务体系，都要有促进发展的措施和办法，同时也需要行政资源和社会力量在尊重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组织起上述庞大的服务体系，的确需要有行政资源和力量的支持。当然，这样的支持也需要尊重市场的基本法则和规律。”李勇昭会长总结说。